李白一生曾结过四次婚，这在魏颢的《李翰林集序》中早有记载。魏颢一名魏万，天宝十三年与李白同在金陵一带漫游，临别时李白将诗稿托其编集，《序》即为集编成而撰。此后，李、魏再未相逢，故可知《李翰林集》中所述李白的四次结婚，均在天宝十三年前。《序》云：
白始娶于许，生一女一男，曰明月奴，女既嫁而卒。又合于刘，刘诀。次合于鲁一妇人，生子曰颇黎。终娶于宋。
尽管魏《序》对李白天宝十三年前的四次婚姻概况进行了记载，但却未能就其结婚的时间、地点等问题作具体交待。本文旨在对其作具体勾勒，于全面研究李白不无参考价值。
一
李白与许氏的结婚，为他婚姻史上的第一次天作之合。对此，他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曾有云：
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，云楚有七泽，遂来观焉。而许相公家见招，妻以孙女，使憩迹于此，至移三霜焉。
文中的“许相公”为许圉师，高宗时曾为宰相，所谓“见招”即指李白上门为婿，也就是人赘许家。李白是文的作年，研究者均认为写于开元十八年，以此上溯“至移三霜”即三年，知李白与许氏结婚的时间在开元十五年秋。对于这一结婚时间，目前学术界均无疑义。但若将此与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的另一段文字所载比观，则知开元十五年说是颇值怀疑的。其云：
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，指南死于洞庭之上，白禫恸哭，若丧天伦，炎月伏尸，泣尽而继之以血。……遂权殡于湖侧，便之金陵，数年来观，筋肉尚在。白雪泣持刃，躬身洗削……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。
李白与吴指南“同游于楚”，事在他出川后的开元十三年春，文中的“炎月伏尸”，表明吴指南乃死在这年的夏六月间。之后，李白就“便之金陵”。李白既在开元十五年秋已与许氏结婚，且“至移”安陆“三霜”，那么，他移葬吴指南就必在此之前，而这段时间只有两年，与“数年”之说不合，此为其一。若李白移葬吴指南在与许氏结婚的“至移三霜”期间，届时固可以“数年”指之，然又与“遂丐贷营葬”不符。所以，据此两点可知，李白与许氏结婚的时间不是开元十五年秋，而应是开元十六年秋。由开元十六年秋逆数至开元十三年夏，其间凡四个年头三整年，正可以“数年”称之。而只有在这三年的时间，李白才能完成他“南游苍梧”、“东涉溟海”、“远客汝海”这样三次大的远游活动。而由开元十六年秋至开元十八年秋，其间亦正好经历了三个秋天，故李白才说“至移三霜”。
许民卒于何年？魏《序》没有明载，只是以“女既嫁而卒”略涉及之。对于这五个字的含意，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意见，一种认为是指“李白的女儿嫁了后许氏不久就死了”，一种认为与许氏无涉，只是说“女儿嫁后不久便死了”。持前一种意见者可以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为代表，后一种意见则为李从军《李白考异录》所首倡。按当以后说为是。这是因为，李白的女儿平阳出嫁乃在天宝十年前后，若斯时为许氏卒年，则就与魏《序》所载“合于刘，刘诀”的时间极为矛盾。所以，要较为准确地解决许氏的卒年问题，须与“又合于刘”的时间联系起来考察。
二
刘氏的身份，魏《序》没有记载，应从李白的诗文中去寻找答案。按李白在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时，曾写有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一诗，云 ：
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。
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嘻笑牵人衣。
高歌取醉欲自慰，起舞落日争光辉。
游说万乘苦不早，著鞭扬马涉远道。
会稽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
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诗题点明“南陵”，而诗中又有“儿女嘻笑牵人衣”的描写，则李白写这诗时已移家安徽南陵即可论断。“会稽愚妇轻买臣”虽为用典，但在这里是指李白的妻子则是可以肯定的。这位“愚妇”为谁呢？有论者认为即许氏，并据以认为许氏之丰乃在“天宝元年秋后、天宝六载以前”。但细加考释李白集中涉及许氏的作品，便知是说大谬。如《寄远》十二首其七云：
妾在春陵东，君居汉江岛。
百里望花光，往来成白道。
一为云雨别，此地生春草。
秋草秋蛾飞，相思愁落晖。
何由一相见，灭烛解罗衣。
这诗写于李白移家“春陵东”后只身游襄阳之时，为“酒隐安陆、蹉跎十年”间的作品即可肯定。全诗所述许氏对李白之思念与情感，实不亚于孟光之于梁鸿。又此期的《久别离》有云：
别来几春未还家，玉窗五见樱桃花。
况有锦字书，开缄使人嗟……
为我吹行云兮使西来。
李白与许氏间的恩爱，在这两首诗中即可见其一斑。这与李白在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大骂的那位“会稽愚妇”，又是何等的大相径庭！可见，这位“愚妇”绝非许氏而为另外一人。以此勘之魏《序》中的“刘诀”，知其是非刘氏莫属的。因为这位刘氏与汉代朱买臣的妻子一样，嫌李白当时穷而未达，故与李白“诀”，李白未久即奉诏人京，这才在诗中以当年的“会稽愚妇”讽喻之。这一事实说明，李白与刘氏的诀别，乃在天宝元年的秋天以前，而许氏之卒，也就更为其前乃十分明白。这就是说，李白在许氏卒后，即移家江南，然后再与刘氏结婚，将家安置在南陵。
但近年来有论者认为，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诗非写于安徽，而是写于东鲁，即李白奉诏入京的始程地在东鲁，从而也就否定了李白在南陵的这个“家”。持此说者的主要证据为：(一) 《河岳英灵集》录是诗作《古意》而不作《南陵别儿童人京》；(二) 诗中的“黄鸡啄黍秋正肥”为中原景物，因为“黍属粟类，主要产在黄河流域”。
按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一诗在《河岳英灵集》中固然作《古意》，然各种宋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却均不作《古意》，这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。而现存的宋敏求、曾巩所编《李太白文集》，乃据乐史的《李翰林集》与魏额的《李翰林集》而为之，且乐史本又是以李阳冰的《草堂集》为主进行编辑的。这种一脉相承的编辑本表明，此诗在魏颢的《李翰林集》与李阳冰《草堂集》中，均是作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而不是作《古意》的。而这两种诗集本的诗稿，又均来源于李白的亲授，则其题为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便无可非议。既如是，《河岳英灵集》的《古意》之题为编者殷璠所自为也就甚明。至于以“黍”主要产在黄河流域为据，认为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所写非江南景物就更不待辨。考崔豹《古今注·草木》云：“稻之黏者曰黍。”所谓“稻之黏者” 即为糯稻，此种农作物在江南随处可见，何可据为中原景物呢？
由是现之，上述两条理由之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。然又有论者以旧说李白曾于开元末移家东鲁为据，认为“又合于刘”的地点，亦为东鲁，实则大误。其原因在于：(一) 此说与魏《序》中的“次合于鲁地一妇人”不合。魏颢之所以特地在这一句中加上“鲁地”二字，其意旨在说明李白只在鲁地结过一次婚而非两次。(二) 李白在开元末年压根儿就没有到过东鲁。
李白在开元末既不曾移家东鲁，他天宝元年的奉诏人京也并非始程于斯地，那么，他“又合于刘”就必在安徽南陵无疑。按李白集中的《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》、《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》等诗，可证开元二十七年的夏秋间，李白乃在剡越漫游，而李白在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又以朱买臣之典称谓刘氏，合勘之，似二人之结合乃在开元二十七年秋的今浙江一带。尔后，二人又同由越游皖，将家寓居南陵。如此，李白离开安陆到剡越就当在开元二十六年底，其原因则乃许氏之卒而导致。李白开元十六年秋与许氏结婚，开元二十六年许氏卒后即离安陆而至越中，其中的时间，正与他自己所说的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合拍。
三
李白在天宝元年秋前与刘氏相“诀”后，未久即奉诏入京，直到天宝三年的春天才被赐金放还，旋经梁园而游鲁，魏《序》中的“次合于鲁地一妇人”，也就在这一时期。近年有论者认为，这个“鲁地一妇人”，乃是李白在山东的“偏室”。持此说者的理由是，魏《序》记载李白与其结婚时，用的是“合”而不是“娶”。按“合”者即配也，乃《诗经·大明》中的“天作之合”之谓，若魏《序》于刘氏与“鲁地一妇人”用“合”者即为偏室，岂不表明李白分别与刘氏、“鲁地一妇人”合时，李白当时尚有一位“正室”健在？而事实又并非如此。又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认为，这位“鲁地一妇”，很有“可能就是李白友人的眷属，是李白拜托她来照拂自己的儿女”的，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。按魏《序》明明说的是“合”，表明这位“鲁地一妇人”与那位刘氏一样，均与李白正式结过婚，怎么可说成是李白友人的“眷属”呢？
考诸天宝年间李白在山东的行踪，他与“鲁地一妇人”结婚的时间，很有可能是在天宝四年初春之际。按李白于天宝三年夏秋之际自与杜甫结识后，即与杜甫、高适在梁宋一带漫游，直至是年九月前后才分手，于时间上这一年是没有结婚之可能的，此为其一。其二，李白在是年曾专程至陈留请其从祖出面，同往北海求高如贵天师为其授“道篆”于齐州紫极宫，而成为一位“真真正正”的道士，这似乎亦不利于他在是年结婚。而天宝四年初则不同。斯时李白正只身一人在任城一带漫游，且这里既有他的季父在任城为县令，距任城不甚远的中都县又有一位从兄供职于该县，而他与任城县主簿卢潜的结识，也当是与他为任城县令的季父不无关系。因此，无论就时间、条件、关系诸因素而言，李白在天宝四年初与“鲁地一妇人”相结合，都是颇为相宜的。又据安旗、薛天纬《李白年谱》的考证，李白在任城所作《咏邻女东窗海石榴》一诗，乃有明显的“求偶之意”，若果尔，则这位“邻女”就当是魏《序》中的“鲁地一妇人”。
又据魏《序》可知，这位“鲁地一妇人”与李白结婚后，曾生一子曰颇黎，则二人的夫妻时间较那位“愚妇”刘氏为长乃可论断。颇黎何年而生？考诸李白的诗作，似当在平阳出嫁之后。《寄东鲁二稚子》云：“我家寄东鲁，谁种龟阴田。……娇女宇平阳，折花倚桃边。……小儿名伯禽，与姊亦齐肩。”这个伯禽，即为许氏所生。又《送杨燕之东鲁》云：“二子鲁门东，别来已经年。”这里的“二子”仍指平阳与伯禽。又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向稚子伯禽》云：“君行既识伯禽子，应驾小车骑白羊。”这诗从题到内容均只提伯禽，知斯时平阳已出嫁。据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，此诗的作年在天宝九年，时李白五十岁，则颇黎之生当在此之后。又前已言之，魏《序》述李白四次婚姻事乃止于天宝十三年五月，而其间尚“终娶于宋”，则颇黎之生与其母之卒当在天宝十一年前后，但或前或后，确时无考。至德二年，李白因从永王东巡而系狱浔阳所写《上崔相百忧草》有云：“星离一门，草掷二孩”，有论者认为此“二孩”即指伯禽、颇黎，可从。
四
魏《序》中的“终娶于宋”，研究者大都认为“宋”乃“宗”之误，实则不对。所谓“终娶于宋”，是指李白第四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结婚的地点为“宋”。但在宋地与李白结婚的这位女子姓“宗”，这也是事实，这是因为，李白《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》诗乃为确证。诗云：“我非东床人，令姊恭其眉。”“令姊”指宗瑕的姐姐，李白自称与其“忝其眉”表明其妻即为宗琼之姊。而这位宗氏，是李白“终娶于宋”的最后一个妻子。
李白在“宋”与宗氏结婚的时间，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认为在天宝三年，根据上考，知正确者乃在天宝九年至天宝十三年五月之间，但具体时间则无法获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白与宗氏结婚后，一直是居在梁苑而不曾到东鲁，而李白也不曾将伯禽、颇黎移至梁苑，这种既成的事实表明，宗氏在与李白结婚前，似乎与李白曾达成过不予照拂孩子的协议。对此，我们又可从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行踪得到佐证。按安史乱始，李白与宗氏由梁苑南逃，经溧阳而至庐山，没有去过东鲁，更不曾与宗氏去看望两个孩子。李白南下未久，曾托“门人武十七”专程致书“隔东鲁”的两个“爱子”，希望他们弃家南下，而伯禽与颇黎也未至，这从《万愤词》又可得到证实：“穆陵关北愁爱子。”据两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知穆陵关在今山东沂水县北。又李白系狱浔阳时，宗民从庐山移居豫章，而其长流夜郎放还后，最先所去之地亦是“隔老妻”的豫章而不是东鲁。但当李白与宗氏在豫章相居未久，宗氏便在庐山人空门，李白的《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》二首即对此有载。其后，李白只身金陵，继而于当涂投靠从叔李阳冰，这才将两个孩子由东鲁接至皖南。这表明，宗氏自从与李白结婚后，在十余年的时间里，对李白的前妻之子是没有尽其作为母亲的责任的。
但宗氏与李白结婚后之感情又十分诚挚殷密。这不仅可以从李白在此期间所写之《长相思》、《自代赠内》、《秋浦寄内》、《代赠远》等诗中可以窥知，而且李白系狱浔阳后宗氏为之奔走的事实亦可证实。
总括以上的考察，李白一生中的四次婚姻概况可大致归纳如下：开元十六年秋，李白在安陆经胡紫阳或“郡督马公”马正会的撮合，首次与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之“孙女”结婚，五年后，生女平阳，又四年后生子伯禽。平阳约在天宝七年十七岁时于东鲁出嫁。许氏卒于开元二十六年底。开元二十七年夏，李白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安陆，东游剡越，在当地与一刘姓女子再度结婚，旋举家迁安徽南陵定居。这位刘氏因嫌李白贫而未达，在天宝元年秋以前即与李白分道扬镳，因此，李白在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诗中大骂其为“会稽愚妇”。天宝四年春，李白游鲁，在任城第三次与“鲁地一妇人”结婚，生子颇黎。此“妇人”约卒于天宝十载左右。其后，李白在“宋”第四次与唐高宗时的宰相宗楚客之“孙女”结婚，无子。上元二年，宗氏入庐山学道。此后，李白不曾再婚。
本文节选自《唐代诗人婚姻研究》
王辉斌 著
群言出版社
